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着两种形态的法律文明，一种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的资本主义法律，一种是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法律。
所以，法治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毋庸置疑。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为全国人民明确了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奋斗目标。
它的基本原则，今天仍然适用。[9]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毛泽东对三个现代化的提法做了完善和补充。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既需要政策的倡导和推进，也需要法治的规范化保障，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法律以消灭私有制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和任务，因此，具有比资本主义法律更强的生命力。[2]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法治的保障。
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因为法治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引发了一个基础性问题，即法治凭什么能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和有效的制度保障?法治是否自身也需要现代化，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真实和有效的制度保障?作为现代化意义上的法治应当具有哪些制度化的要件?法治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五项基本特征和九项本质要求之间的具体制度联系和具体法治保障机制如何确立，等等。换言之，立法无需区分对象特定或非特定，所有类型的法律都应当无差别地受到《宪法》第33条第2款的约束，其审查标准是相同的，并不因为是个别法而受到更加严格的待遇。
[69]我国学界对此也有明确的态度，尽管对是否应当明文将诉讼权入宪存在争论，[70]但是通说普遍认为根据《宪法》第41条，包括诉讼权在内的这种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当然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69]（日）小嶋和司、立石眞：《有斐閣双書（9）憲法概観》，有斐閣第7版2011年版，第145页参照。[33]2.现代公法：对立法权的制约第一个明确主张立法应当抽象的学者是卡尔·施米特。[28]其次，在议会时代以后这种情况也一定程度得到了维持。
经典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理论认为，行政行为是一种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权利义务的行为，这种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性是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当然，如果整个法制体系可以建立完善的立法侵害事前正当程序与事后司法救济制度，那么届时立法应当抽象也就并非是需要额外强调的教义了。
（一）效力范围特定性立法与立法平等原则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6]新近研究，参见门中敬：‘立法和‘行政概念的宪法解释,《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第44-53页。美国联邦与州两级议会制定私人法案的领域大致与英国相同，例如允许特定人入国入籍、免除特定人对美国或州政府的债务、授予特权（石油开采等）、婚姻家庭关系等。[17]新近研究，参见胡建淼、胡茂杰：行政行为两分法的困境和出路——‘一般行政处分概念的引入和重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1期，第90-106页。
[22]山本浩三，见前注[19]，第312页参照。反过来说，只要某条立法的效力范围特定或已经完结了权利义务，那么都可以称之为具体法、个别法或非抽象性立法。[41]相同论述，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1.古典公法：对行政权的制约立法应当抽象的教义并没有像近代法国一样在德国古典公法学发挥重要影响。
因此，从行政裁量的控制角度来说，立法应当抽象反倒是应当反对的命题了。（三）立法的抽象性从来就不是英美法的传统与上述主要欧陆国家非常不同的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普通法体系对立法应当抽象的命题似乎并不关心，也从来不属于普通法的法治传统。
只要不是对法律的执行，就都是立法权的范畴（包括制定非抽象规范）。行政立法就算制定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直接确认对象的权利义务，也并没有违反我国宪法规定的权力分配结构。
立法的抽象性从来就不是英美法上的传统与要求。学说普遍认为第一种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类型显著违反《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1款，第三种类型并不违反该条款，而第二种类型应当分类讨论。[43]诚然，19纪后英国议会制定的私人法案大幅减少，但这并不是因为非抽象性立法受到了什么质疑，而是基于自发原因。……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都适用。[57]这一原则在近代以前是经过激烈斗争的，例如参见杜苏：司法独立的黎明——法国古典司法体制诸问题研究,《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第95-113页。虽然当时德国学界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理论较为发达，但抽象规范只能由法律来制定和法律只能制定抽象规范是完全不同的逻辑，所有的理论都不是在讨论后者即如何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力。
然而，本文对此并不认同，理由如下。后世学者考察卢梭立法抽象性主张的思想基础，认为卢梭出于对法国行政权过去个别行使肆意性的反思，因而创造公意理论倡导法律的平等和一视同仁，通过强调法律的美好从而实现对行政权的优越。
除此之外，私人法案的制定与普通公众法案没有本质区别，当然都服从宪法自由权条款、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条款等的约束。[23]3.后世的批判尽管卢梭的法律抽象性思想被后世公法学者如埃斯曼（Esmein）和狄骥（Duguit）等人继承，[24]但是随着公法学权威学者马尔贝格（Malberg）以及迪贝卢（Dupeyroux）等人批判，这种立法应当抽象的主张在后世已沦为了少数说。
参见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制裁性,《法商研究》2020年第6期，第20页。1.审判与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近代西方国家普遍奉行司法独立原则，三权分立本身蕴含着立法禁止篡夺司法的思想，在西方现代宪制下，立法机关不可以代替司法机关作出审判可以说是当然的前提，例如判决张三有期徒刑五年法没有制定可能性。
然而，例外情况也是大量存在的。而抽象规范与具体规范的区别在于立法是否针对特定事项。[31]例如，迈耶提倡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主张一切抽象规范制定权收归议会从而否定自主行政立法，但是迈耶却没有主张议会不可以制定具体规范，相反还予以承认——如《没收汉诺威国王财产法》。[45]田中英夫，见前注[39]，第133页以下参照。
该条至少针对了特定事项。[43]田中英夫，见前注[39]，第127页以下参照。
[65]例如，参见姜明安：论行政裁量权及其法律规制,《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53-56页。……因此，恰恰应当防止如下情况的发生——即立法机关将一项个别命令、措施、指令与法律混为一谈，从而用其自身的统治来取代规范的统治。
另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统一规则往往是习惯法而非国家法令。无论是所谓的职权立法也好、行政行为也好，都与人大立法是竞合事项关系，权力机关的立法权限只能被保障，而不能被限制。
不仅如此，《宪法》第131条还清楚规定法院是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换言之即审判权的法律保留。[58]然而，这一问题与本文所讨论的并不是一回事。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状况下，有权机关在制定直接减损权利、增加义务（侵害性）的权利义务完结性立法应当慎重，其实质触及到了作为基本权利的程序权的限制，必须有实质理由可通过合宪性审查。黄宇骁：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法学家》2020年第1期，第47-63页。
最后，需要澄清学界过去关注点与这一问题的区别。[64]特别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包括立法性决定），原则上只要不违反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其立法空间是无限的。
（二）效力范围特定性立法与纵向权力分配结构在肯定了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否定针对特定对象立法可能性后，本文接下来需要讨论的就是：特定事项、时限与地域这三类特定范围的立法是否违反任何现行规范？探究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分析我国纵向权力分配结构有关，并且从结论上说，制定这种类型的非抽象性立法并没有阻碍。关键词: 抽象规范 法的一般性 立法 行政保留 普遍约束力 一、问题的提出根据我国通说，所谓法或广义的法律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1]但从这一定义来看，行政行为（狭义，下文同）和司法判决似乎也属于法律的一种。
（三）四种立法类型我们在用抽象、普遍或一般等词形容立法时，实际描述了法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效力范围的不特定性和权利义务的未完结性。判决中较为重要的是禁止剥夺公民权利，美国《宪法》第1条第9款第3项确立了该原则，此为一项普通法法治传统，即议会不得以立法的形式直接从事审判（主要是刑事）。
